兴奋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颤栗狂喜，而这种颤栗狂喜往往被人当作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粉过份爱好的人一样，对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粉，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为了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量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来，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份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现代的出版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的读者对厌烦感到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当作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所有的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生厌的章节。要是一部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人的生平，除了某些光彩夺目的时刻以外，也总有不那么绚丽夺目的时光。苏格拉底可以日复一日地享受着复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去的毒酒开始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半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克珊西比一起生活，或许只有在傍晚散步时，才会遇见几个朋友。康德据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何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地周游世界以后，全部的余生都在他自己家里度过。马克思，掀起了几次革命之后，则决定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消磨掉他的余生。总之，可以发现，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没有坚持不懈的劳动，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劳动如此令人全神贯注，如此艰辛，以至于使人不再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除了加入到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娱乐活动，如攀登阿尔卑斯山之外。

忍受一种或多或少单调的生活的能力，是一种应在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能力。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消极的娱乐活动，如电影、精美的食品等。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过一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童年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获得。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体力代价的娱乐活动，如看戏等，越少越好。从根本上说，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愈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愈强，但是，在兴奋期内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一个小孩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只有让他不受干扰、总在一攸土地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性东西，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少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我当然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伴以一定程度的寂寞，某些美好的东西才有可能被人获得。以华兹华斯的诗《序曲》为例c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明显不过的是，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感情是富有价值的；然而对于那些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感受。一个孩子或青年人，在他具有一个严肃而富于创造性的目标时，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忍受巨大的厌烦，因为他发现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过着放荡不羁。享受奢华的生活，他的脑中就不会自然地产生这类创造性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袋中想来想去的，总是下一次快活享乐，而不是遥不可期的成功。由于这些原因，不能忍受厌烦的一代将是一代小人，这样的一代人使自己不适当地脱离开缓慢的自然发展，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亦将渐渐消亡，如同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凋谢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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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孩子们。清晨，当所有的家人尚在梦中，他一觉醒来，急急忙忙地赶往办公室。那儿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明快果断，旨在给除公务员以外的每个人留下一幅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许多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与某位正在或试图与他办交易的人共进午餐。下午，一样的事情继续进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又赶着换好衣装去赴晚宴。餐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劳的男士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丝毫没有倦意。谁也说不准还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忙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几个小时。

这些人的工作日就像是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唯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儿最终达到了极点。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平时地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妻子了解多少？当他清晨离开她时，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朋友，尽管他可能会有许多故作亲密的朋友。春华秋实，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足迹遍布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来说，书籍毫无用处，音乐是故弄玄虚。时光花等，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全副心思专注到生意事业上，业余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在欧洲，我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中年美国佬，他正和妻子女儿一起旅行。显然是妻儿们劝这个可怜虫该度个假期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处令人惊奇有趣的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显得疲惫不堪、心绪烦乱。此时此刻还在担心办公室里业务进展如何，棒球场上比赛情况怎样。最后他的一家子女人们全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跳力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正是她们的贪欲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里，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不相上下。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为了贞法、名誉和教规律令，是自愿自焚献身的。商人的天命和荣誉感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寡妇一样，他是非常惬意去接受痛苦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幸福，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以投资为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则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再多的用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个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把它变成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心理的竞争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它的领域。以读书为例。读一本书，往往出于两种动机：一、因为你欣赏它；二、因为你可以借此炫耀一番。在美国，小姐们每个月读（或者看起来读）几本书成了一件常事；有的读完了，有的只读了第一章，有的只看评论，但是谁都把书摆在书桌上。然而她们不读名著。从来没有哪一个月读书俱乐部推荐过《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月似乎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但丁的名字。因此，人们只读那些完全是平庸之作的现代作品，而从来不读名家名著。这也是竞争带来的一方面的影响，虽然这并不全是坏事——如果让我们刚提到的那些小姐自己去挑选的话，她们读的书比那些文学大师向她们推荐的还要庸俗低劣，更不必提什么名著了。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方面，个人在他孤立的情况下也不能防止它。问题在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按照这种哲学的看法，生活就是一种奋斗，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意志力培养的过分强调，而这是以牺牲各种感觉和才智为代价的。也许，这么说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中的道德家们在现代总是强调意志的作用，虽然他们本来想强调的是信仰。也许清教主义时代产生了一种这样的人，他们过度发展了意志，却强行压抑了自己的感觉和才智，因而他们把竞争哲学当成最适合自然的哲学。不管怎样，这些现代恐龙，像他们的史前原型一样，他们的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这种成功使得他们到处被人模仿，结果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榜样；在今后几百年里，这种情况也许会日盛一日，不过，那些不随时尚的人尽可放心，因为远古恐龙最终并未赢得胜利，它们互相残杀，结果让聪明的旁观者占据了他们的王国。我们的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次婚姻，都只生下两个不到的子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数徒那地承袭下来的过于狂热的哲学就显得与世界不怎么适应了。那些对生活感到如此缺乏乐趣，以至于不再关心生儿育女的问题的人，是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更为快活幸福的新一代人所替代。

把竞争看作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残酷、太顽固，使人的肌肉太紧张，使人的意志太集中，以至于如果将它当作人生的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延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驰宽裕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不仅工作受到竞争哲学的毒害，休息也一样深受其害。那种安逸闲适、神经松驰的悠闲生活也令人感到厌烦无聊。这一切必然导致连续的加速运转，其自然的结局便是吸毒和崩溃。治疗之方无他，就是承认在一种平衡的生活中，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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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般说来，人们对除了专家之外的他人的意见太关注了，而且事无巨细都是这样。在不受饥饿、不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敬公众的意见，但是除此以外，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独断专横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从多方面影响到人的幸福。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大异其趣，这往往只是由于他们出于这种想法，即以为要赢得邻居的尊敬，办法只有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的宴席。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者用这批钱建造一个图书馆，比起他像太人那么去做的来，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被置身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情况之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公允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谦卑和顺从，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当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以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复制品而已。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待权，他们被自己的出身所决定，允许自己作出怪癌无常的行为。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整齐划一的危险。我并不主张人们应该有意去做作出什么怪僻行为来，因为这同保守一样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乎自然，只要他的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该让他自然地表现出来。

舆论恐惧症，像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并对人的成长造成妨碍。如果这种恐惧感仍然很强烈的话，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就；并且根本不可能取得那种构成真正的幸福的精神自由，因为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话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亲友的愿望，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的搜捕行巫者一样令人可怕。当报纸刻意把一个也许根本无害的人当作替死鬼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他们的湮没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和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形式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作为它的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只靠轻蔑鄙视就能解决的界情。我认为应该制订出一套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原则，任何使无辜者的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即使他们的言行是偶然作出的，也不允许恶意地宣扬公开而使他们蒙受名誉上的损失。然而，医治这种恶行的唯一方法是，提高公众的宽容度。而提高宽容度的最好的方法又是，使这样一种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对自己的同伴进行痛苦的折磨以便从中获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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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献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的数学家当中，有一位将他的时间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数学，一部分致力于集邮。我想当他在前一部分中没有取得进展时，后一部分也许就能够起到一种安慰作用。当然，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的困难，并不是集邮能够解决的，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簇以及石器所展示的境界，该使你多么欣喜若狂，心旷神信？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对这些纯朴的平凡的快乐不置可否。虽然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都认为它们与人的成熟不相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幸福和快乐都应得到珍惜。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从顺伏尔加河而下中，从逆扬子江而上中获得快乐，并且一直为没有见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而遗憾万分。这些情感是极为纯朴的，但是我并不为这些感情而羞怯惭愧。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的亢奋的快乐吧。这些棒球迷们热情而又贪婪地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报纸，电台正在转播那扣人心弦的场面。我认识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以前给我的印象是极端忧郁的，但是自从我们见过第一次面后，结果就不一样了，记得当时电台正在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他高兴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赢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我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从书中人物的不幸中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压抑的感觉了。

对人的友善的关怀是情感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掠夺的和非得有回报的形式。后者极有可能是不幸的源泉。能够带来幸福的那种形式是：喜爱观察人们，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发现乐趣，而不是希望获得控制他们的权力或者使他们对自己极端崇拜。如果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找到了幸福之源，并且成了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给他的兴趣和感情带来满足；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郁郁寡欢，因为他本来就不图回报，也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在另一个人心里感到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的特性，在他那儿，反而成了乐趣的来源，他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特性。别人苦苦奋斗才能获得的成就，在他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所以他将是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又给他自己增添了许多幸福。但是，这一切必须出自内心，源自诚意，它绝不能产生了源自责任感的自我牺牲的想法。在人际关系中，它是糟糕的；人们只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忍耐、顺从。自然而然地、不耗心计地喜欢很多人，也许就是个人幸福的最大源泉。

幸福的秘诀在干：使你的兴趣尽量广泛，使你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尽量友善，而不是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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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变得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获得了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运用这种技能，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者他不再能提高它。这种行为的动机早在儿童时代就已产生：一个能够倒立的男孩，是不愿意用脚立地的。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不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绝技的施展就足以令人乐不可支了。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我猜想，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虽然其工作环境令人不快，但仍然能从其极为成功的手术中获得满足。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劳动，不过强度略差一点。我甚至听说管道工人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无线结识他们。只要习得的技术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一旦这件技术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再能给人带来乐趣c一个万米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还有什么乐趣。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能和技术，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在象政治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中，工作者的最佳年龄大概在60一70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一般比同龄人更幸福些。在这方面，唯一可以与他们相媲美的是那在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比起技能的运用来，是幸福之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纪念碑似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初状态相对来说是杂乱无章的，而其终极状态则体现了一种意图和目的；在破坏中，情况正好相反：事情的原初状态体现了一忡意图和目的，而终极状态则显得杂乱无章，也就是说，破坏者的整个意图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的的事物状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简单、最显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破坏。在建造一幢房屋的过程中，谁也不能肯定那些建材在拆毁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诚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此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常见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人从事着旨在破坏的活动，而根本没想过随之而来的建设。这种人往往有意隐瞒真实的想法，标榜自己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真是一个借口，人们要想戳穿它是不难的，你只需问他接下来建造什么就行。面对这一请问，他必定会含糊其词。心虚乏力的，而对于前此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不少革命之徒。好战分子和其它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们往往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仇恨所驱使；他们所厌恶的破坏实际上是自己的目的；对于继此之后的问题，他们很少关心。现在我不敢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然而它却不能给人以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使人高兴的东西。你杀死自己的对手，他一死，你也无事可干；如此一来，因胜利而获得的快意满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当建设工作一旦完成，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不会使人们无事可干。最令人满意的计划，应该是那种能够使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不到头的计划。从这一方面来看，建设无疑比破坏更是幸福之源。这样说也许更为恰当：那些从建设中寻找到的乐趣，比那些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要更为浓厚持久，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而且，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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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不能对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产生兴趣。结果便是，清醒的头脑不停地思考着某些问题，其中也许还有着焦虑和担忧的成分。除了睡眠以外清醒的头脑永不停歇，而让下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忽，以及丢失平衡感。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又是疲劳的结果。当一个人感到疲乏，他对外界的兴趣使渐渐丧失，这种表现导致原已获得的宽慰的丧失，结果他变得更加疲乏。这一恶性循环很容易使人的精神彻底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之所以轻松，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有任何实际行动。作出决定和付诸实践，都是十分容易令人疲倦的，特别是仓促之间而又没有下意识帮助的时候。凡是那些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睡上一觉”的人，真是聪明之极。不过，下意识活动不仅在睡眠中发生作用，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别处时发生作用。那些工作一完成便能将它忘记并在第二天来临时不再想起它的人，比那种在工作前后一直为之操心劳神的人，能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多种兴趣，那么要想在应该忘记工作的时候忘记它，并不是一件难事；但那些没有其它兴趣的人，则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兴趣绝不能再次运用那已让整天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官能，也不该需要意志和决断力参与其中，不该象赌博那样涉及经济因素，而且它们一般也不可使人过度兴奋，造成感情衰减，使意识和下意识都不得安宁。

许多娱乐活动都具备以上这些条件。看比赛。上戏院、打高尔夫球，从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无可厚非的。对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读些与自己职业无关的书，不失为一件好事。不管有多少烦恼，它们都不应该占去你全部的清醒时间，而为之苦思冥索。

一个人一旦懂得了——不管多么短暂，多么简略——使灵魂变得伟大的东西之后，如果仍然卑鄙偏狭，自私自利，仍然为渺小的不幸所困扰，仍然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决不会是幸福的。凡是具备伟大灵魂的人，其心胸都是开阔的，能让宇宙间八面来风自由吹入。在人类受到的限制范围内，他将尽可能本真地认识自己。生命和世界；在意识到人类生命的短暂易逝和微不足道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知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价值都凝聚在个人的心中。而且他知道，心灵反映出整个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和世界一样伟大。一旦摆脱了任凭命运操纵的恐惧感，他就可以体验到某种深沉的快乐，在经历外部生活的一切沧桑之后，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个幸福的人。

不谈这些涉及面极广的话题，让我们回到更切近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就是非个人兴趣的价值问题。另外一种观点也能使这些兴趣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哪怕是在最幸运的生活中，事情有时也会变糟。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和自己的妻子吵过架；很少有父母不曾为自己的孩子的疾病而忧心冲仲；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过经济难关；也很少有专业人员不曾面对过失败。在这种时候，能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忧虑事情以外的品质，是一种极好的品质。在这种时候，即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便去下棋，有人去读侦探小说，有人迷恋上普通天文学，还有的人去阅读关于巴比伦发掘情况的材料。这四种人的行为都是明智的。反之，那些不以消遣来分散心思，任凭焦虑紧紧攫住自己的人，其行为是不明智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他却再也无力应付了。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某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如至亲至爱者的死亡。在这种时候，使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并无什么好处。悲痛是不可避免的，也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将之减轻到最小的程度。旨在从不幸中提取最后一滴悲伤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感伤情绪。我当然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但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逃避这种厄运；应该寻求消遣，以便分散心思，而不管这种消遣如何琐碎，只要它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就行。在我看来，所谓有害的或使人堕落的消遣是包括了酗酒或服用毒品的，它们以毁灭（至少暂时地）思想为目的。恰当的做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当前不幸的渠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沉溺于极少数的兴趣，而这少数的兴趣现在又充满了悲伤，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去培养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所在，在此它能唤起别的联想和思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思绪。

一个富于活力与热情的人，一定能通过一次次新的兴趣，通过一种并不把世界看得过于狭小，以至于使人难逃厄运的世界观，战胜所有的不幸。让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就击倒，这不能被认为是多愁善感而加以赞美，而应被看作缺乏活力而给予惋惜。我们全部的情感都受死神的主宰，它随时可以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应该变得如此狭窄。以至于把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理想，听凭偶然性的摆布。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在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明智地拥有一系列附加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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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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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正如前已揭示的那样，部分依靠外界环境，部分依靠个人自身。在本书内，我们考察了依靠个人自身的那部分，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与个人自身相关的范围内，幸福的诀窍是十分简单的。许多人——我想前已提及的克罗齐先生也应包括在内——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许多自己并不幸福的人认为，他们的忧伤有着复杂而高度理智化的原因。我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不幸的真正根源，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一个快乐的人通常会信仰快乐的东西，而一个不快乐的人则往往采用不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自己的幸福或不幸归因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都截然相反。

在外界环境不是绝对地多灾多难的地方，只要一个人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他就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因此，在教育中或在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企图中，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极力避克自私自利的欲望，尽量获得那些阻止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于自我的情感和兴趣。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但是，将我们紧锁在自身情感内的做法，何尝又不是在建造一所更加糟糕的监狱呢？在这类情感中，最常见的有：恐惧、妒忌、负罪感、自传和孤芳自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的自我需要。人们极不情愿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暖和的谎言长袍里，主要原因当然是恐惧感。然而现实的荆棘撕破了长袍，寒冷刺骨的风从撕开处长驱直入，这时已经习惯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从一开始就很苦磨练自己的人，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况且，那些自欺者往往心里也知道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整天恐惧多疑，生怕某些不利的事情会迫使他们艰难地面对现实。

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它们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会由于爱的杂乱而受人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之极，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受着负罪感折磨的人，必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整个广大无垠的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某种形式的传统宗教，其最大的缺憾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自由的爱和广泛的兴趣，凭着这些爱和兴趣，同时凭着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被爱的对象，固然是幸福的一大源泉，然而索取爱的人并不就真的能够得到爱。广义说来，得到爱的人正是给予爱的人。不过，如果象为了利息而放债那样，一个人在精打细算之后才给别人以爱，这是无益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得到爱的人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于自身之内因而感到不幸的人，又该怎么办了？只要他继续念叨着自己不幸的原因，他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跳不出这一恶性的循环。如果他要跳出来，他就得借助于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虽然困难确实存在，但如果他能正确地诊断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能够做的还是很多的。例如，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中的负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后按照我们前几章指出过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深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使自己关注于属于中性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消除了负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如果他的问题在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恐惧感，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自古以来，战场上的勇敢就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对于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主要是培养那种视打仗如此戏的品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人们同样的重视，虽然这些品质，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每天你至少得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与童子军的日课一样有益。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道德上、才华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如果能持续几年，最终必定能使你坦然地面对事实，并且在你这样做时，使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至于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那只能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你就不必为此徒费心神了。不要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因为你结果也许会发现集邮并无多大乐趣。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对你有益，不过，一旦你学会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时，真正客观的兴趣就会产生，对此你完全可以相信。

在很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于自我克制，因而他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我，并清楚地知道他所作的牺牲，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当前的目标上，他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他几乎总会落空。人们需要的并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外向型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做作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修养的人那儿，是只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的。在这本书中，我似乎是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在写作，也就是说，我认为幸福便是快乐，但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所提倡的行为，与清醒的道德家所提倡的行为，在总体上并没什么不同。不过，道德家往往——当然并非总是——重视行为，而轻视心理状态。其实，不同行为的效果之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乃是因为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同。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即将被淹死，但你凭着救援的直接冲动去救他，那么等你从水中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损害。然而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救援一个无助的人是美德的一部分，我想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所以我必须去救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事后的你比事前的你，只能是更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它较不明显的事情。

在我与传统的道德家们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另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别。例如，传统道德家往往会说，爱情不应该是自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爱情的自私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爱应该具有这种性质，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获得幸福。如果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求婚，理由是他真诚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他带来自我克制的理想机遇，那么在我看来，那女子能否定全满意是成问题的。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用它取代我们自己的幸福。实际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兴趣时，那么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使立刻化为乌有。由于有了这种兴趣，人才会感到自己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象台球自身只是一个坚硬的实体，除了互相碰撞以外，不再与其它台球发生任何关系。所有的不幸都基于某种分裂或不和谐：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不和谐，导致自我的分裂；由于自我和社会的连结要靠客观兴趣和爱的力量，一旦缺乏这种力量，又会导致自我和社会的不和谐。一个人，如果他是幸福的，就决不会遭受这两种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我，也不分裂来排斥世界。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地享受着它给予的壮丽景象和快乐的时光；他不被死亡的念头所困扰，因为他感到他与后继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鸿沟。

将自我完全自然地融化于生命之流中去吧，美妙无穷的幸福在向你招手！